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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竹塹城的前世與今生(前世篇)

  多年前,探訪舊淡水廳同知署,是兒時陪祖母上市場經常買大麵(臺式麵條)的地方。猶記得屋主人面對鄰居誠意的拜訪,一方面顯現待客的禮貌歡迎,一方面也流露出對私有財產沾上古蹟因素的擔憂。這種經驗累積頗多,因此當爾後主政竹塹,我即對外宣示也對內向主管文化資產的同仁說理敘明:指定古蹟以公有財產為原則;法人物業視其文化價值與公共利益之權衡,並說服之以容積轉移及獎勵的彌補辦法;一般自然人財產原則避免。淡水廳署至今只餘大堂地基礎石仍為原物,其餘則早已面目全非,藏身於西門市場、中央商場的菜販攤商喧鬧市廛之中。若以今日尋常眼光,實在已看不出來這裡竟是長達123(1756~1879)北臺灣統而治之、政令規章所由出的政治中心。不止如此,直到日治前期,超過一個半世紀之久,這裡還是竹塹城的空間中心,發軔出空間的格局經緯、功能配置,羅列出諸多祠廟廨署。

  家園與城市的理想藍圖

  中華式城池的理想範本規則,在戰國時代的法家典籍《周禮》有具體描繪。這部兩千年前的經典,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說:惟王建國,辨方正位;體國經野,設官分職。全書則氣象雄深地擘劃一個城邦或國家的治理藍圖,也在《考工記》訂出一個城市規劃的基本型制:匠人營國,方九里,旁三門。國中九經九緯,經涂九軌。左祖右社,面朝後市。白話言之,一座城池理想為方形,每邊各有三個城門,九個車道經緯交織,王城(首長官署)居中,左設宗廟右立社稷祠壇,官署的前方都是這些舉行儀典和辦理公事的廨署廟堂,後方則是商業活動庶民生活的空間。

  周禮的城市理想原型,曾隨著長安城的示範,去到日本京都城;經過歲月到了東南海疆產生各種變異;來到臺灣更是因地制宜。但這種首長公署居中、主要道路不直通、左宗廟右社稷、前朝會後市集的規劃原則,卻成為上至國都下至州廳縣城的基本規劃概念。

  雍正元年(1723)治臺已四十年的保守政權才走出南臺灣,在大甲溪以北設置淡水廳,以竹塹為廳治,但只派出分擔治安防務的捕盜同知,廳署寄寓於彰化。當時北臺景象仍是一片蠻荒,稍早康熙36(1697)郁永河路過此地時說: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,不見一人一屋,……非人類所宜至也(《裨海紀遊》);十八年後參將阮蔡文巡視北路留下膾炙人口的〈竹塹〉詩:竹塹周環三十里,……竹塹煢煢一社耳(《臺灣詩錄》)。雍正九年才有權力完整、掌刑名錢糧(行政與司法權)的撫民同知;雍正十一年才有同知徐治民環植莿竹建竹塹竹子城。以竹為城是清國邊疆防範臺灣城池「易失易復」的折中策略(《高宗實錄》)。從雍正元年首築「臺灣府城」(臺南),到清治最後、日治之前五年(1890),當時最具文明開化思想的疆吏劉銘傳仍以竹城為足,採行「就地運用卵石為基,外栽莿竹,僅用磚石建築城門、炮臺、水關」之模式,建臺灣省城(臺中,中途停廢)、雲林縣城、苗栗縣城。(《光緒朝硃批奏摺》)

  容顏何樣? 芳蹤何處?

  歷史及建築或都市學者在研究臺灣城市空間的原型及演變問題,曾提出過「竹城原型論」、「土堡原型論」、「市街原型論」、「築城原型論」。都是在探索一個浮動而多變的移民社會,人們如何尋找生命的落腳處?如何開創、營造他們的家園;國家權力如何介入而設治築城、規範政權的空間秩序。

  竹塹竹城有一段未解的公案。鄭用錫進士截稿於道光13(1833)的《淡水廳志稿》,指淡水廳署「創建年月,因林逆(林爽文)之亂案卷焚燬,莫從查檢,惟舊志註明前在竹塹士林莊廳治內。」廳署在士林莊廳治內?那士林莊何在?舊志是如何說的?鄭進士廳志稿之前言及竹塹的舊志,目前可見有九種。其中主要有劉良璧《臺灣府志》(1742)說:竹塹城在士林莊;六十七、范咸《重修臺灣府志》(1747)說:淡水廳在竹塹士林莊;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(1774)說:淡水廳在竹塹士林莊廳治內。這三種府志四位纂修者都是長期在臺知臺(長者十一年短者三年);時任知府、臺灣道、巡臺御史;三志皆為官修都有充裕的采訪寫作人員,應無誤誌可能。而前後歷32年三志皆曰城池或廳署在士林莊,竹塹城難道有一段不為人所知的士林莊時期?這問題176年前就把我們土生土長的開臺進士弄糊塗了。此無解公案導致後人(包括清人、日人、及今人)多把竹塹竹城在士林莊,及徐治民(1733)植竹周環四百四十丈二事並陳而不分辨。士林莊是康熙五十年代(1711)王世傑墾區莊的十三北莊之一,在今武陵路至吉羊路之域,這和後來習知並有竹城遺跡所在的舊城區截然不同。

  追尋竹塹竹城芳蹤,近世以來不絕如縷。如日治之初多次考察古城且把竹塹比擬為日本鐮倉的伊能嘉矩說:今北鼓樓為北門、關帝廟南邊為南門、媽祖宮前為西門、暗街仔附近為東門(《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臺灣》)。民國四十年代,新竹文獻會諸君子所述,大致類似。竹城芳蹤儘管難覓,多年來學者探尋絡繹,已可見十餘種竹城地圖。

  「李慎彝空間」樹立典範

  道光六年(1826)夏天經過兵燹亂事,塹城仕紳陳情建城的時候,舊有竹城已經是「徒剩譙樓之四壁;風霜剝落,竟殘渭戶之千竿」(《築城案卷》),城門樓只剩四壁,綠莿竹千竿凋殘。鄧傳安知府說:生聚日久,周遭皆居民,四門如故(築城碑文)。居民早已遍佈竹城外了。

  另一方面,同知王錫縉乾隆21(1756)把寄居在彰化的淡水廳政府歸治返竹塹。所有的志書,都只用了一句話說「淡水廳署」是「王錫縉改建今所」。鄧傳安知府驚奇地發現間隔七十年(1756~1826):王君創建衙署於先,信齋(李慎彝)刱建城垣於後,皆籍隸四川之威遠,亦一異也!(築城碑文)

  廳署的選址頗值得稱道,王錫縉選擇竹塹平原精萃之地、也是竹城內地勢最高處營建廳署。在地形上,廳署向西北經崙仔到北油車港(港北里)形成一條脊線,地勢由此一脊線東北向頭前溪緩傾,西南向客雅溪緩斜,恰可以因勢利導排除水患。道光七年,竹塹石城開工後,李慎彝同時重修已35年未整修的廳署。自1756年至日據前期1920年代,約有160年這裡成為竹塹城的空間中心,其大堂位置在今天的西門市場口與中央商場口的西安街上的中心點;廳署範圍包涵今日西門市場、中央商場、透至土地銀行。李慎彝以此為中心佈設竹塹城的血脈骨肉:公共建築、道路與水路。

  如《周禮》「前朝後市」之制,在以廳署為中心的南北軸線上,南廨署廟堂、北市集郊商而分區;但是由於「臺地東負山,西向海,故官署民居率多西向」(《臺灣輿地彙鈔》),諸多衙署祠廟無法取南北向。廳署乃坐東向西,李慎彝右重修城隍廟、觀音殿;左重修內天后宮;在南北軸線上,改舊五穀廟為龍王廟、增建風雲雷雨壇,又重修巡檢署、改守備署為游擊署;在軸線與城門的中地,西側重修明志書院,東側改建名宦鄉賢昭忠節孝四祠,於儒學(孔廟)左畔又新建地藏庵;東門城外,購地移建五穀廟、築山山社稷壇;北門城外,重修厲壇。這些廨署祠廟都是帝國《大清會典事例》所明訂,天下各府州廳縣必須建置的統治與教化的建設。(但大多數州縣無法建設完備)幸而塹城政教空間李慎彝一氣呵成建竣,日後的日治、國治時期才有餘地轉換成新時代的公共建築。

  李慎彝又把四城門道路:東、南、西、北門街拓寬並加以移設或改設,城內的環狀道路也聯接成形。城墻位置路線除山川形勝、竹城舊址、經費規模等因素考量外,東北段也擷取振利圳路徑。又引土地公坑(南門溪)及隆恩圳、振利圳共為護城河水源,經四城水關與城內外水系相通,成為灌溉、排水及防禦的多功能水系統。

  這就是我們今天仍生活於其間的「李慎彝空間」典範!

  築城是空間的大擘劃,就空間理想而言,是應同時做舊空間的總整理及新建築的總佈設。李慎彝以三年半時間從籌備到完竣一氣呵成塹城大建設,臺灣史上只此一例。(本文原載於2008年科技生活雜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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